郭嘉，字奉孝，颍川阳翟（今河南禹县）人，是曹操的重要谋士。汉末天下大乱，军阀割据。当时盘据在河北的袁绍势力最强大，曹操常苦于难对付袁绍。一天，曹操对郭嘉说：本初（袁绍字）地广兵强，而数为不逊（不尊重汉天子），吾欲讨之，力不能敌，如何（怎么办）？于是郭嘉把袁绍与曹操从各方面作了详细的对比分析，认为袁绍有十败，而曹操有十胜。也就是说，袁绍在十个方面都不如曹操，因此袁绍的强大只是暂时的。最终必将为曹操所灭。其中第四方面，也就是在用人方面，郭嘉指出袁绍外宽内忌，用人而疑之。所任唯亲戚子弟，而曹操则相反，实行正确的用人方针，因此说了上面那两句话，并说这体现了曹操的度胜。既用人，就不应对被用者不放心，甚至再设法加以监视或控制，那样做，必失人心，而不能尽人之力。用人者主要考虑怎样唯才所宜，一旦用之就当信而不疑，这样才能充分发挥人才的作用。

　　这是魏明帝太和年间，黄门侍郎杜恕在给朝廷的上疏中说的话。他看到当时朝廷对许多官吏的任命都不合理，以人择官，丽不是以官择人的现象严重，因此在上疏中说了这样两句话，并且指出政平才能使人民富实，案件都审断合理才能减少犯法的人。才称其官，官得其人，自古以来就是正直的政治家们所希望达到的理想境界。但由于种种原因，历史上几乎没有一个朝代、甚至那怕是一个较短的历史时期能够做到这样。即使到了今天，也仍然很值得我们为之努力。

　　魏明帝曹睿太和年间，朝廷曾大议关于官吏的考课制度，用以对朝廷内外众官进行考核。黄门侍郎杜恕则认为当时首要的问题不是怎样对官吏进行考课，而在于怎样能够使人尽其才，充分发挥人才的作用。他看到当时存在着严重的所存非所务，所务非世要的现象，也就是说，所任命的官职，不是被任命的人所擅长的：而许多官员所从事的，叉不是当时所急须的工作。也就是说，存在着严重的人才浪费现象。因此他认为用不尽其人，虽才且无益。尽，是彻底、充分的意思。且，在这里作时间副词，是将的意思。用不尽其人，就是人才的浪费。不能把人才安排在合适的岗位上，并创造必要的条件使其才能得以充分发挥，那就虽才且无益，人才也肯定是留不住的。

　　曹魏明帝太和年间，继杜恕上疏谈官吏任用方面所存在的问题之后，又有个叫廉昭的人上疏，也就朝廷用人方面的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和建议，上面所引，就是廉昭疏文中的话。人才选拔上来而用不当其才，与选非其人同病，都是不善用人的表现。只有选得其人而又能用尽其才，才可以称得上是善于用人，而人才亦皆乐为其用。

　　曹魏明帝太和年间，廉昭上疏，就朝廷在用人方面所存在的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和建议，上面所引，就是廉昭疏文中的话。凡用人者，就应当使人称其职而才尽其用，使能者不遗余力，无能者不得滥竽充数而处其非位。

　　太和二年（公元228年），曹植向魏明帝上疏，请求领兵出征以自试，这是疏文中的两句话。早在建安二十四年（公元219年），曹仁率军伐蜀，被关羽的军队所包围，情况十分危急。曹操命曹植率兵前往救援，曹植却因喝醉了酒而不能前去接受命令，曹操于是后悔而作罢。第二年曹操就死了，曹丕即位，并代汉称帝。曹操生前，曹植曾是被考虑的继承人的人选，因此曹丕一直很忌恨他。曹丕即帝位后。就抓住曹植因醉酒不能受命这件事，要治他的罪，因太后说情，才得幸免。所以曹植在疏文中自称有罪的人，并说了上面那两句话，希望魏明帝能够给他一个报效国家的机会。他还举了好几个历史上的例子，来说明罪臣亦可立功于国，甚至能干出非常的业绩。但曹植始终未能被朝廷所用。若人有罪而能诚心悔过，就不应弃其才而不用。曹植的这两句话，值得用人者借鉴。

　　王粲、繁钦、阮踽、陈琳、路粹等人都是建安时期着名的文士，但他们在政治上都未能得大用。曹魏时期的史学家鱼豢针对这种情况发表议论说，历史上像战国时的鲁仲连、汉初的邹阳等人，都是当时的文辩之俊，都曾以他们的文辞干国之大政。看看当今的王、繁、阮、陈、路等人的文才，也不比鲁、邹等差，既不曾以他们的文才论国之大政，也不甚见用，因此鱼豢以这情况去请教大鸿胪卿（襄赞礼仪之官）韦仲将。韦仲将回答说：王粲过于憨厚，繁钦太无检束，阮踽病于体弱，陈琳实自粗疏，路粹性太忿疾，因此诸人未能成大事，都是各有其原因的。接着便说了上面那几句话，认为对于人才，不应求全责备。桢干，即术柱。凡人才皆有所短，十全十美的人是没有的，因此君不求备于一人，而应善用人之长。就像朱漆，虽无桢干之材而不可为粱柱，但也可用来涂柱以壮观。

　　魏景元四年（公元263年），司马昭命镇西将军锺会都督诸军攻蜀。西曹属（太尉的属官）邵悌求见司马昭说，锺会这个人不可靠，不可单独使他率10万大军伐蜀。不如使别人前往。司马昭说他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，不用担心，并向邵悌分析说：等锺会灭蜀之后，就当如你所忧虑的那样了。但他是不可能成功的。凡败军之将不可以语勇，亡国之大夫不可与圈存，因为他们心胆已破，因此蜀国一灭，就不可与其臣民图谋大事，这是其一。其二，生长中原的将士都各自思归，不会与他同心，也将不为他所用。所以锺会如果产生异心。只能自取灭亡。灭蜀后，锺会向司马昭报告邓艾背叛，于是司马昭一边命锺会讨邓，一边叉亲率大军西行。邵悌劝谏说，锺会所统之兵，五倍於邓艾，命令锺会对付邓艾就可以了，您何必再亲自西行呢？司马昭说：你忘记你先前提醒我的话了吧，怎么现在又说我不应该西行呢？虽然如此，这话可不能对外人说。我自当以信义待人，但别人也不可负心于我。接着便说了上面那句话，又说：最近贾护军问我：您对锺会有所怀疑吗？我回答说：我如果命令你率军征蜀，难道我还会再怀疑你吗？贾护军也没法反驳我的话。我只要到了长安。事情自然都了结了。收拾了邓艾而自己又搞背叛的锺会，对于司马昭亲率大军西来果然大为震惧，后来被其部下所杀。司马昭实际早已看出锺会有异心，他之所以说我岂可先人生心哉的话，只是在玩权术。然而，他用此语所表达的用人不疑，疑人不用。不可既用之而又疑之，先人生心，就将无人可用的思想，却是一条重要的用人原则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