酒在中国饮食文化中的意义非同小可。它不同于饭菜肉食的纯生理性享受，它还能使人获得精神的愉悦，所以有酒才“不俗”，才高一些“档次”。饮酒饮得醉了，方可进入新的境界。但醉酒有许多坏处，比如误事，比如伤身体。明乐天大笑生《解愠编》卷五《酒祸》诫日：酒是伤人之物，平地能生荆棘。惺惺好汉昏迷，醉倒东西南北；看看手软脚酸，蓦地头红面赤。弱者谈笑多言，强者逞凶斗力。官人断事乖方，吏典文书堆积；狱卒不觉囚逃，皂隶长遭马踢。僧道更是猖狂，寺观登时狼藉；三清认作三官，观音唤做弥勒。医卜失志张慌，会饮交争坐席；当归认作人参，丙丁唤做甲乙。乐人吹笛当箫，染匠以红为碧。推车那管高低。把柁何知横直。打男骂女伤妻，鸡犬不得宁息。扬声叫讨茶汤，将来却又不吃。妻奴通夜不眠，搅得人家苦极。病魔无计支持，悔恨捶胸何益？  看来，醉酒实在足一桩“失体”的事。

　　不过，这是以“他者”的眼光来评判的；站在饮者自己的角度，醉酒实是一桩乐事，是一个妙不可言的境界。庄子说，醉了的人就是从车上坠下来电不会有什么大碍。死生惊惧不入乎心中，靠的是酒。（《达生》）曹植说，醉的时候，“质者成文，刚者成仁，卑者忘贱，窭者忘贫”。（《酒赋》）酒可以令人处于不同于日常的生命状态。《古诗十九首》云：“服食求神仙，多为药所误。不如饮美酒，被服纨与素。”“人生天地间，忽如远行客。斗酒相娱乐，聊厚不为薄。”这是以酒来忘却人生苦短的悲凉感受；阮籍、嵇康、刘伶诸名士常常烂醉不醒，那是以酒避祸，求得艰难时世中的短暂安乐；陶渊明闲居乡村，他的田园生活时时有酒作伴，那是为了体悟“欲辨已忘言”的“真意”；《水浒传》里鲁智深说过：“洒家一分酒，只有一分本事；十分酒，便有十分的气力！”武松也是“没酒没本事。带一分酒，便有一分本事；五分酒，五分本事。”“若吃十分酒，这气力不知从何而来。”这里酒又与生命力紧密联在了一起。从大方向上说，饮酒、醉酒是为中国文化所认同甚至激赏的。

　　林语堂先生在《生活的艺术》一书中指出，酒“这样东西，比之别物更有所助于文学”，“能有助于人类的创作力，得到极持久的效果”。他还引用了一位美丽的上海女士在她半醉之时，以灿花妙舌畅论的酒的美德：一个人在半醉时，说话含糊，喋喋不休，这是至乐至适之时。在这时节，一种扬扬得意的感觉，一种排除一切障碍力量的自信心，一种加强的锐感，和一种好像介于现实和幻想之间的创作思想力，好似都已被提升到比较平时更高的行列。这时好像使人具有一种创作中所必须的自信和解放动力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