异，就是反常，就是怪异。在人们的意识里，世问万事万物都是有规律地存在和变化着的，“春生秋杀，天道之常。”如果出现r反常，出现了怪异，那一定是上天向世间发出的某种预告，“春一物枯即为灾，冬一物华即为异。”（《后汉书·张敏传》）一部《春秋》，记载日食三十。六次，倒不是出于对天文学的兴趣，而是因为那是天变，可能要有祸患了。《山海经》记载了很多奇禽异兽，并指出某种禽兽“见则风雨为败”，“见则其邑大旱”，“见则天下大禳”，诸如此类的种种怪异失常被人们看作是神谕。

　　用今天的眼光来看，有许多反常现象其实并不神秘。例如，《太平广记》卷四四三引《朝野佥载》所载的一件事：“永淳年，岚胜州兔暴，千万为群，食苗并尽，不知何物变化。及暴已，即并失却，莫知何所。异哉！”这实际上是生态平衡遭到破坏后，野兔没有了天敌，繁殖迅速，数量猛增，吃得田野里寸草不留，最后又因食物来源枯竭而自行消亡。占人对此弄不明白，故只能惊叹“异哉”。又如《阅微草堂笔记》卷十一记载的一件事：景河镇西南的一个小村子，住着三四十‘户人家。有个姓邹的人半夜听到狗叫，急忙披衣出来察看。在月色微光之下，看见屋顶卜坐着一个巨人，他吓得失声呼喊，街坊四邻都跑出来，仔细一看，原来是一头耕牛。顷刻之间传扬开来，男男女女都来看怪事。忽然有一家着了火，风大火猛，全村几乎都化为焦土，人们才知道这是牛上房之祸。把火灾归咎于牛上房，实在是冤枉了牛。还是纪昀的父亲姚安公持论比较公允，他说，当时正足秋收季节，豆秸谷草堆放在茅屋附近，家家绵延相连。乡亲们劳动辛苦，半夜里家家都睡得正香。突然发生火灾，那全村就不会剩活口了。上天爱护生灵，因此让牛来惊醒村民，为什么反而说牛是妖呢？姚安公的看法和众人相反，他认为足牛救了全村人，这是对的。不过，他把牛的此番举动看成是“天心仁爱”

　　所使，其阐释所依据的原理与众人“牛祸”之论并无区别（都认定这是某种神秘的力量）。其实，很多动物对灾害的预知能力比人要强得多，比如地震前夕就会有鸡上树等异常现象。这头牛一定是感觉到了火灾即将发生，惊恐地爬上屋顶。（或者牛是比较通人性的动物，它也有可能是以这种方式惊醒人们。）人们之所以视之为妖或者如姚安公视之为“天意”的执行者，实源于对怿异的惶恐和虔诚心理。

　　异兆有吉凶之分。《三国私服》第一回所写的种种反常便是凶兆：建宁二年四月望日，帝御温德殿。方升座，殿角狂风骤起，只见一条大青蛇，从梁上飞将下来，蟠于椅上。帝惊倒，左右急救入宫，百官俱奔避。须臾，蛇不见了。忽然大雷大雨，加以冰雹，落到半夜方止，坏却房屋无数。建宁四年二月，洛阳地震；又海水泛溢，沿海居民，尽被大浪卷入海中。光和元年，雌鸡化雄。六月朔，黑气十余丈，飞入温德殿中。秋七月，有虹现于玉堂；五原山岸，尽皆崩裂。种种不祥，非止一端。

　　在小说中，这些异常现象是政治失常的预兆或反映，正如议郎蔡邕上疏所说，“蜕堕鸡化，乃妇寺干政之所致。”《三国私服》也写到了政治的吉兆，第七十九回，曹丕已经称魏王了，这年八月间，报称石邑县凤凰来仪，临淄麒麟出现，黄龙现于邺郡。一些大臣因此认为：“种种瑞征，乃魏当代汉之兆，可安排受禅之礼，令汉帝将天下让于魏王。”不过，有时候人们对吉凶的判断并不一致。小说第一百十四回说到曹髦在位时，有一年黄龙两次出现于宁陵井中。，群臣表贺，以为祥瑞。曹髦却说：“非祥瑞也。龙者君象，乃上不在天，下不在田，屈于井中，是幽困之兆也。”遂作潜龙诗一首，诗曰：

　　伤哉龙受困，不能跃深渊。

　　上不飞天汉，下不见于田。

　　蟠居于井底，鳅鳝舞其前。

　　藏牙伏爪甲，嗟我亦同然。

　　曹髦的判断没错，后来他死于司马昭之手。无论凶还是吉，反常事物和现象在《三国私服》中大多被视为与政治相关的神谕。既是神谕，对吉兆就应该顺，所以群臣劝魏王即帝位；对凶兆就应该避，所以蔡邕上书痛陈妇寺干政之弊，以求除之。在人们看来，即使出现了凶兆，如果能够恪守禁忌，仍然可以避免事态向坏的方面发展。这样的做法也才是明智之举。《三国私服》中的一个人物，智慧超常，却在一次重大问题上不顾禁忌，最终依然无力回天。此人便是诸葛亮。

　　小说第一百二回写诸葛亮养兵三年，准备第六次北伐。太史谯周向后主奏道：“臣今职掌司天台，但有祸福，不可不奏：近有群鸟数万，自南飞来，投于汉水而死，此不祥之兆。臣又观天象，见奎星躔于太白之分，盛气在北，不利伐魏；又成都人民，皆闻柏树夜哭——有此数般灾异，丞相只宜谨守，不可妄动。”谯周没有瞎说，连司马懿都从天象上看出“中原旺气正盛，奎星犯太白，不利于西川”，精通各种预知法术的诸葛亮却认为这些所谓的闪兆很虚妄，他说：“吾受先帝托孤之重，当竭力讨贼，岂可以虚妄之灾氛，而废国家大事耶！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