曹操脱华容之难，逃至南郡安歇。曹仁置酒给曹操解闷，曹操忽然失声痛哭。众人急问其故，曹操说：吾哭郭奉孝耳！若奉孝在决不使吾有此人失也！在这里曹操为什么突然想起郭嘉郭奉孝呢？若奉孝在，又会用何策来避免此欠大失呢？因曹操没说，我们不得而知。但曹操既然提到郭奉孝，自然就使我们想起奉孝缓兵杀二袁的杰作来。郭嘉在临死前，给曹操的遗书中说：今闻袁熙、袁尚往投辽东，明公切不可加兵。公孙康久畏袁氏吞并，二袁往投必疑。若以兵击之，必并力迎敌，急不可，若缓之，公孙康、袁氏必自相图，其势然也广曹操依计，公孙康果然送来二袁人头。这次赤壁之战，虽然情况不同，但也完全存在宾不顿而利可全的可能性。可惜曹操没有看出，更没有利用这样的机会。

 

　　首先，东吴存在着可以用政治手段纳降的可能。当时东吴内部分化为主战、主降两大派。而主降一派，但人数多，而且势力大。主降派中包括被称作孙权手下第一谋士的张昭。张昭的影响很大，孙策曾有内事不决，可问张昭的遗嘱。张昭主降的理由看似也比较充分，他认为：曹操拥目万之众，借天子名，以征四方，拒之不顺。且主公大势可以拒操者，长江也。今操既得荆州，长江之险，巳与我共之矣，势不可敌。众谋士全都附和说：子布之言，正合天意。从与诸葛亮舌战的群儒们的言谈中，更可以看出他们的反战主降的态度。在整个东吴，除了几个当年随孙坚、孙策打天下的武将之外，恐怕只有鲁肃坚持主战了。相比之下，这只是微弱的少数，实在势孤力单。

 

　　此时孙权则无所适从，他曾为难对吴闻太说：今曹操屯兵于江汉，有下江南之意。问诸文武，或欲降者，或欲战者。欲待战来，恐寡不敌众；欲等降来，又恐曹操不容：因此犹豫不决。可以看出，孙权心理上曹操自作聪明，大路不走，偏入华容小道，郁知关羽早已在此等候多时的天平正在左右摆动，难以平衡。从东吴上下的心态分析，此时正是曹操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大好时机。孙权欲战，担心寡不敌众。曹操大军压境，又据有长江天险，已基本可以镇住其战心。剩下的只是想办法解除孙权恐曹操不容的疑虑这样一件事。而要解除孙权的疑虑，政治手段足以办到。但是从整个战争过程中，曹操只是写了一封恐吓信，而这封恐吓信又被东吴当做宣战书。这实际上是提着棒子叫狗，越叫越远。曹操留下这个空白，却被刘备集团所利用，刘备虽自身难保，但及时派出了请葛亮前去游说。诸葛亮驳斥了群儒，支持了鲁肃，说服了孙权，在主战的这个托盘上加了一个重重的砝码。丛这个意义上说诸葛亮的三中不烂之舌，抵得上曹操的百万大军，这就叫做上兵伐谋。

 

　　其次，即使不能使孙权投降，对于曹搡来说，也完全有可能破杯孙刘联盟。如果孙刘联盟结不成，就可采取各个击破的办法，分别将孙权、刘备灭掉。当时孙刘两家为了各自的利益，尽管都有联合的愿望，然而不利于联合的障碍也颇多。例如，刘表与孙权有杀父之仇，世代不曾来往，同时东吴群臣对刘备始终存有戒备之心。顾雍曾说：刘备因为曹操所败，故欲借我江东之兵以拒之，主公奈何为其所用乎？张昭也说：这是中了孔明之计了！此时曹操若能及时地采取离间之计，很容易使两家反目成仇。自己就可以隔岸观火，取渔人之利。然而曹操却同时对两家步步紧通，其结果正像孙子所说的那样：夫吴人与越人相恶也，当其同舟共济，遇风，其相救也，如左右手。从这个意义上完全可以说，是首操促成了孙刘联第三十一话自以为是论东风得意忘形用胼兵盟。我想郭嘉如果不死的话，肯定不会犯这种战略上的错误。

 

　　曹操不但喜欢读《孙子兵法》，而且对注释《孙子兵法》很有贡献。他不仅尽了删削繁芜之劳，而且有国发精微之功。但在自己的用兵实践中，他有时却忘记了《孙子兵法》中的基本原则。其实《孙子兵法》的核心思想之一就是谋攻，即：上兵伐谋，其次伐交，其次伐兵，其下攻城：用兵的上策，是以谋略胜敌，其次是通过外交手段取胜，再次是使用武力战胜敌人，最下策才是直接攻打敌人的城池。曹操的赤壁之败，丄是因为放弃了上策，而取其下策所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