土圣人的结论是：“人心不可以强抑，王道必本乎人情，故合九州风气而沦，要以葵花峒为第一。”从张扬自由人性的角度看，七老生说得没错。由此来看银坑山中的“学艺”之风，亦是顺应人性的一种表现。范文澜先生在谈到先秦时期南北文化的差异时曾指出，北方是史官文化，南方是巫官文化。这一概括简明而准确。南方文化主要指楚文化，它较多地传承了原始遗风，“信巫鬼，重淫祀”（《汉书·地理志下》），与注莺理性和礼乐制度的中原文化有着显着的不同。比楚文化离中原文化更远的是蛮夷文化，它几乎未受礼乐教化的影响。《三国演义》写到的银坑山便向我们展示了蛮夷巫风的片鳞半爪。

　　银坑山中建有一祖庙，名日“家鬼”，四时杀牛宰马享祭，名曰“卜鬼”。这倒没有什么特别的，中原地区也有祭祖活动。只是，这里每年都要用蜀人和外乡人祭祖，就很有些野蛮人的血腥味了。诸葛亮平蛮后，将此风革除。“蛮人”不仅祭“家鬼”，也祭“野鬼”。这些孤魂野鬼多聚于泸水，经常兴风作浪，过往行客必须祭之，方可通行。祭祀之物除了黑牛白羊之外。还要七七四十九颗人头，惟有这样才能风平浪静，连年丰稔。诸葛亮班师回朝时，路过泸水，时值九月秋天，忽然阴云布合，狂风骤起，兵不能渡。土人告诉他：“自丞相经过之后，夜夜只闻得水边鬼哭神号。自黄昏直至天晓，哭声不绝。瘴烟之内，阴鬼无数。因此作祸，无人敢渡。”诸葛亮说：“此乃我之罪愆也。

　　前者马岱引蜀兵千余，皆死于水中；更兼杀死南人，尽弃此处，狂魂怨鬼，不能解释，以致如此。”他表示当晚即亲往致祭。土人说：“须依旧例，杀四十九颗人头为祭，则怨鬼自散也。”诸葛亮认为不妥：“本为人死而成怨鬼，岂可又杀生人耶？”怎么办呢？诸葛亮想了一个主意：和面塑成人头形状，里面以牛肉、羊肉作馅，名日“馒头”。当夜于泸水岸上，设香案，铺祭物，列灯四十九盏，扬幡招魂。将馒头等物陈设于地。三更时分，诸葛亮金冠鹤氅，亲自f临祭，令董厥读祭文。祭文历叙“平蛮”缘由，祈请“故殁王事蜀中将校及南人亡者阴魂”“随我旌旗，逐我部曲，同回上国，各认本乡，受骨肉之蒸尝，领家人之祭祀；莫作他乡之鬼，徒为异域之魂”。读毕祭文，诸葛亮放声大哭，极其痛切，情动三军，无下不泪，孟获等众，尽皆哭泣。只见愁云怨雾之中，隐隐有数千鬼魂，皆随风而散。诸葛亮令左右将祭物尽弃于泸水之中。第二天再到泸水南岸时，但见云收雾散，风静浪平。

　　为死者招魂，是民间常见的巫术活动。人们认为，那些客死他乡的孤魂，找不到同家的路，无法享受血食的供养、香烟的奉祀和经忏的超度，陪伴他们的只有凄凉和饥饿。招魂，就是要让这血漂泊的灵魂“回家”。毛宗岗在读到“祭泸水议相班师”一回时小无感慨地写道：“读武侯祭泸水一篇，而叹兵之不可轻用也。古人不得已而用兵，则有遣戍卒之诗，有劳还卒之诗，必备述其骨肉绸缪、室家系恋之况。至于杨柳雨雪，蝾尸鹿场，无不代写离忧，为之永叹。其待生者且然，况既死乎？若为上者不哀之，而使其人自哀之，则‘死生契阔，与子成说’，卫风所以悲也。‘转予于恤，有母尸饔’，《祈父》所以怒也。谁无父母，提携捧负，恐其不寿；谁无兄弟，如手如足；谁无妻子，如宾如友。尝览唐人《从军行》，及诸《塞上曲》，如‘碛里征人三卜万，一时回首月中看’，又如‘可怜无定河边骨，犹是深闺梦里人’，其词之痛，情之伤，有令人泫然泣下者。今武侯秋夜奠文，可以仿佛矣。”我们有理由相信，诸葛亮的放声大哭，不完全是仪式性的，其中一定也包含着生者对魂落他乡的死者的同情和哀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