曹魏文帝黄初初年，吴、蜀矛盾激化，孙权为集中力量对付刘备。便派使向魏称臣。但魏要求孙权送子做人质，孙权又迟迟不肯送。魏的大臣们都看出孙权没有诚意，而不过是在玩弄权术，于是魏的三公联名上书文帝，请求伐吴。奏书说，枝大披心，尾大不掉，不可坐视吴的势力发展滋大，否则遗患无穷，因此便说了上面那句话。“虺”，是一种小毒虫。对于那些养痈为患，坐视坏人坏事或仇敌发展滋大者，皆可借用此喻。

　　建兴元年（公元252年），吴太傅诸葛恪率兵四万，在东兴堤（在今安徽巢县之巢湖东边）打败了魏军七万多人的进攻，俘获颇多，从此产生了轻敌之心。第二年春天，诸葛恪又想对魏用兵。且派使者去联络蜀国同时采取行动。但大臣们都认为兵旅屡出，士民疲惫，应宽缓时日。与民休息，积聚力量，然后伺机再举。诸葛恪不同意，特为此写了一篇文章，来说明应该乘胜出击敌国的理由，说：“敌国不可坐视其滋大。从前战国时期，各诸侯国自恃兵强地广。又互相救援。以为这样就可以永传后世，没有人能危及其存在，因而害怕劳苦，不乘寨国弱小时消灭它，使秦渐得强大，终于灭了六国。近来刘表在荆州，拥有十万之众，钱粮如山，不乘曹操还弱小的时候加以打击，坐视其强大，消灭了袁氏，到头来荆州也将被并吞了。”接着便说了上面那两句话。后来、诸葛恪集中20万兵_力攻魏，结果遭到惨败，事后自己也被杀害了。敌不可长。否则遗患无穷，诸葛恪这几句话说得并不错。但必须正确地估计双方的力量，并把握好时机，才能消灭或削弱敌人的力量。否则，急于求成，只能给自己带来更大的灾难。

　　公元199年，袁绍再次打败公孙瓒，想乘胜南攻许昌，消灭曹操的势力，沮授、田丰等以为不可，劝谏袁绍说，军队连年作战，百姓疲惫，仓无积谷，应选遣使者向天子献捷（打败公孙瓒之捷）。同时务农以息民，如果献捷之路不得通，我们就有理由了，可斥曹操阻隔王路，然后兴兵讨伐，这样才有可能获得成功。但是审配、郭图等不同意，认为袁绍的军队比曹操强大得多，讨伐曹操，易若反掌，“今不时取，后难图也”。于是沮授说：“救乱诛暴，谓之义兵；恃众凭强，谓之骄兵。兵义无敌，骄者先灭。”沮授又进一步分析说，曹氏迎天子于许都，而我以兵向之，这就违背了义的原则；军事的胜负，在于庙算，不在强弱；曹操的法令已经施行，加上士卒精练，非公孙瓒可比，“今弃万安之术，而兴无名之兵，窃为公惧之”。但袁绍并没有听信沮授的意见，终于发兵攻曹，致使有后来的官渡惨败。义兵无敌，骄兵必败，众不可恃。义不可凌，这是千古不灭的真理。

　　蜀章武三年（公元233年）春4月，刘备病死白帝城。后主刘禅继位，诸葛亮辅政。曹魏以为蜀主新亡，有机可乘，于是司徒华歆、尚书令陈群等人纷纷写信给诸葛亮，企图说服他“举国称蕃”，投降曹魏。于是诸葛亮写了一篇题为<正义>的文章，来批驳华歆、陈群等人的劝降。文中从秦末项羽的覆灭，说到篡汉的王莽惨败，论证了刘姓天下的正统性；指出项羽和王莽虽然都曾“处华夏，秉帝者之势”，但最后都以失败告终。并由此推断曹魏的最后结局也不会例外。就因为蜀汉是正统所在、道义所在。因此诸葛亮在《正义》中说了  上面那两句话，用以表明他扞卫刘姓正统的坚定立场和必胜信心。“淫”，在这里是邪恶的意思。对于诸葛亮所坚持的正统论应该如何评价，我们姑且不论，单就诸葛亮所说的这两句话而言，是没有错的。遭之所在，就是人心之所在，也就是力量所在，即使恶势力再强大，也终将被战胜。

　　公元199年8月，袁绍发大兵进攻许昌，企图消灭曹操的势力。曹操退守官渡。200年正月，袁绍命其主簿陈琳写了一篇讨伐曹操的檄文，散发到各州郡。袁绍在这篇檄文中，指责曹操“败法乱纪”，还说他是“赘阉遗丑”，进行人身攻击，同时吹嘘自己的力量，“长戟百万，胡骑千群”。所向无敌，还写了上面那几句话，以说明曹操不堪一击。“沃”，是灌、浇的意思。“飊”，本指进飞的火焰，在这里作燃烧讲。如果敌对的双方，一方对另一方具有压倒优势，即可借用此喻。

　　向朗，字巨达，襄阳宜城（今湖北宜城）人，先事刘表，后追随刘备，曾先后为巴西、群舸郡太守，蜀后主时期又担任丞相长史。向朗与马谡关系亲密，街亭之战失利后，马谡逃亡，向朗知情不报，因此被免职。后又被任命为光禄勋，诸葛亮死后又升为左将军，封显明亭侯。延熙十年（公元247年）向朗死，临死遗言告诫他的儿子，引用（传）文，说了上面那句话，接着又强调“和”的重要性说：“天地和则万物生，君臣和则国家平，九族和则动得所求，静得所安。”最后说：“贫穷并不是人们所害怕的，只有和是最可贵的。”向朗所说的“和”，就是团结，中国自古重人和，所谓“天地和为贵”、“和气  生财”、“兄弟一条心，黄土变成金”等谚语，都强调了“和”的重要性，也就是强调团结的重要性。打仗要靠军队的坚强团结取胜，我们今天搞四化建设，同样要靠全国人民的团结奋斗来取得成功。团结就是力量，乃颠扑不破的真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