五梁是益州文士，“以儒学节操称”，诸葛亮先辟其为功曹，后来从议郎升为谏议大夫。谯周出身经学世家，是益州着名学者，“研精六经，尤善书札”，诸葛亮领益州牧后，以其为劝学从事，掌管教育，还直接培养学生，成效显着。杜琼“学业人深”，刘备时以其为议曹从事。诸葛亮提拔他为谏议大夫，以后升迁至太常（“九卿”之一）。孟光“博物识古，无书不览”，刘备时以其为议郎，诸葛亮提拔他为符节令，以后升迁很快，直至大司农。许慈深通经学，擅长东汉经学大师郑玄之学，刘备时为学士，典掌旧文，诸葛亮提拔他，官至大长秋（“九卿”之一）。

　　尹默青年时以为益州“多贵”今文经学，便到荆州，跟从司马微、宋忠学习古文经学，从而“通诸经史”。古文经学反对今文经学的谶纬迷信思想，具有一定进步意义。刘备时以其为劝学从事，诸葛亮提拔他为谏议大夫、军祭酒。上述情况表明，诸葛亮辅佐刘禅后，对精通儒家经学而有文化的人，更加重视了。

　　诸葛亮还注意通过学校教育培养人才。刘备占据益州后，在诸葛亮的协助下，开办教育，以张爽、尹默为劝学从事，掌管教育，以许慈、胡潜为学士，教授学生。诸葛亮为丞相后，以大经学家谯周为劝学从事，掌管蜀汉教育，并且建立太学，置博士教授学业，许慈成为当时着名的博士。许慈死后，儿子许勋“传其业，复为博士”。《晋书·儒林传》称：巴郡人文立，“蜀时游太学，专《毛诗》、《三礼》，师事谯周，门人以立为颜回”。谯周确实是个大学问家，不仅精通经学，而且长于史学。

　　他培养的学生中，以《三国志》的作者陈寿和《陈情表》的作者李密，最为有名。    为了选用更多贤才，诸葛亮还鼓励属下和各州郡长官向上推荐人才。曾任广汉太守的姚伷，在诸葛亮北伐时为丞相掾，他注意推荐人才，诸葛亮便向僚属们夸奖说：“真诚辅佐君王是没有什么能比推荐人才的作用更大，推荐人才则应让他们各自从事他们所擅长的工作。现在姚掾史刚柔并存，以扩展政治、军事等方面用人的需要，可以称得上渊博典雅。希望大家都像他那样重视这项工作。”

　　在对官吏的考核方面，诸葛亮也很重视。    诸葛亮考核官吏的标准之一，是“务知人之所苦”，即以官吏对老百姓的态度，是否注意民间疾苦为考查的重点。他把东汉以来贪官污吏鱼肉人民的表现，归纳为“五害”（或“五苦”）：（一）“因公为私，乘权作奸”，“内侵于官，外采于民”；（二）“过重罚轻，法令不均，无罪被辜。以致灭身”；（三）“纵罪恶之吏，害告诉（控告申诉）之人”；（四）“阿私所亲，枉克所恨”，“不承法制，更因赋敛”，“诈伪储备，以成家产”；（五）贪图报功，加重人民负担，“民失其职”，无法生存。凡有“五害”的官吏，必须惩罚，没有“五害”的官吏，一定奖赏。在诸葛亮政律约束下。

　　蜀汉官吏不敢过分为非作歹，欺压人民，政治比较清明。为了有效地考察、识别和使用人才，诸葛亮提出了七条“知人”之道：（一）“问之以是非而观其志”，就是向他提出答案不同的问题，观察他的志向；（二）“穷力以辞辩而观其变”，就是向他提出尖锐的难题，观察他的应变能力；（三）“咨之以计谋而观其识”，就是请他出谋划策，观察他的见识：（四）“告之以祸难而观其勇”，就是告诉他存在艰难危险，观察他的勇敢精神；    （五）“醉之以酒而观其性”，就是同他开怀畅饮，观察他的品性和醉酒后所显示的本色；（六）“临之以利而观其廉”，就是让他有利可图，观察他是否廉洁；（七）“期之以事而观其信”，就是托他办事，观察他是否守信用。

　　这种对人从志、变、识、勇、性、廉、信七方面进行了解、考察的办法，也是七条用人的标准。如麋降都督、绥南中郎将张翼，因讨伐叛乱者南夷豪帅刘胄不力，被诸葛亮撤职当还成都，部下劝他马上离职回去就罪，他认为不合适，说：“不能这样，由于蛮夷蠢动，我讨伐不力，工作不称职，才被征还，可是代替我的人还未来到，我正在战场上，应当运粮积谷，为灭贼储备物资，哪能以黜退之故而废公家之务呢？”继续统摄军队，毫不懈怠，直到代替他的马忠来到时，他才出发。马忠依靠张翼打下的基础，很快平定了刘胄的叛乱。对于张冀以大局为重，“志存公家”，诸葛亮了解之后十分满意，北伐时以他为前军都督，领扶风太守。

　　诸葛亮通过对官吏的考核给予赏罚升降，使蜀汉的多数官吏能够忠于蜀汉，注意清廉，工作讲究实效。上述情况表明，诸葛亮既注意选用和提拔德才兼备的贤官，又注意对官吏的培养和考核，他的用人养才方针，保证了蜀汉官吏较高的素质，从而使蜀汉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，保持着政治稳定和社会安定的局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