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中国封建社会中，统治阶级总是制造和宣扬一些思想理论。来为他们的统治服务。他们主要是用儒家思想来麻痹人民、束缚人民。但在不同时期、不同条件下，表现的形式则有所不同。西汉时期汉武帝“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”，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儒家思想，融合了法家、阴阳家的一些主张，用“天人感应”说，把天上的神权统治与人间的君权统治结合起来，使儒家思想神学化。东汉时期，又加进了一些谶纬迷信的东西，将儒家思想变成庸俗的神学经学。

　　两汉时期“天人感应”的唯心主义神学，经过唯物主义思想家下充的批判，已经漏洞百出，很难再起很大的迷惑作用。尤其是东汉末年的农民大起义，冲击了封建统治秩序，原来的神学迷信思想更不能完全适应统治者的口味，需要用一种新的理论来修补。凶此，统治阶级中一些人，便寻找新的维护统治秩序的思想工具，玄学便在三国时期应时产生了。玄学的名称，来源于老子的“玄之又玄，众妙之门”一语，即一般所说玄远、玄妙的意思。

　　玄学的创始人是曹魏的何晏和王弼。何晏能“清言”，善谈《易经》、《老子》。鲁迅说他“喜欢空谈，是空谈的祖师”，着作有《道德论》。王弼“好论儒道”，是何晏的好朋友。着作有《老子注》、《周易注》，他的观点和何晏基本相同。何晏、王弼抛弃了汉代儒生用谶纬迷信解释儒家经典的传统，开始引用道家老子、庄子的学说来解释儒家经典。由于他们推崇和研究《老子》、《庄子》和《周易》，人们便把这三本书称为“三玄”。    何晏、王弼还认为，“凡有起于虚，动起于静”，一切事物的存在和变化，都以虚静的道（无）为其本源。他们虽然承认万物在“动”，在变化，但认为动是相对的，而静才是绝对的，动只是静的一种表现形态。他们说：“天地虽大，富有万物，雷动风行，运化万变，寂然至无，是其本矣。故动息地中，乃天地之心见也。”在他们看来，天地虽然很大，有着万物，并变化着，但就其本源来说，仍然是一个虚静的本体。在这里，他们用所谓的变来说明不变，用动来论证静，这是形而上学。

　　在政治思想上，何晏、王弼认为，统治者要“无为”而治，被统治者要“无为”而处，就是说不要打乱现存的政治秩序。西汉初年的黄老“无为”思想，着重讲的是统治术。这时的玄学“无为”思想重点则在于处世术。对一些士人来说，是要在乱世中保存自己，寻求一条顺应时变的处世之道。对老百姓来说，则要求他们放弃一切欲望，安于受剥削受压迫的地位，不要“有为”，起来造反。实际上这种说教，对解除劳动人民的思想武装，反而起了有所“为”的作用。    何晏、王弼为了维护纲常名教，还提出了“自然”和“名教”

　　的关系。所谓“自然”，即“无为”，是道家所提倡的；所谓“名教”，即“三纲五常”（三纲是君为臣纲、父为子纲、夫为妇纲，五常是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）等，是儒家所提倡的。原来，儒家主张“名教”出于天意，是神的安排。董仲舒曾说：“名者圣人所发天意”，“王道之三纲，可求于天”。随着“天”（神）的权威的动摇，名教虚伪性的日益暴露，何晏、王弼便提出了“名教”出于“自然”的理论。他们认为维护统治秩序的“名教”是“本乎自然”的，是符合“道”的；说“道”是“五教之母”（五教指“父子有亲，君臣有义，夫妇有别，长幼有序，朋友有信”），并说“虽古今不同，时移俗易，此不变也。”由此可以看出，他们宣扬“无”或“道”，并不是摒弃儒家的“名教”，而是把二者调和在一起，更好地维护“名教”。在他们看来，以玄学的形式，用精神性的本体来宣扬儒家“名教”，麻痹人民的思想，以维护封建统治秩序，比利用有意志的人格神更为有效。

　　正因为这样，何晏、王弼在大肆鼓吹老子、庄子思想的同时，也极力推崇孔学。他们称孔子为“圣人”，甚至说“老（老子）不及圣（孔子）”，把孔子放在老子之上。为了用老、庄思想解释儒家经典，王弼写丫《论语释疑》，何晏写了《论语集解》。他们力图把儒、道两家糅合在一起。